研究撷英丨患者偏好重塑全身型重症肌无力治疗决策：基于中国多中心离散选择实验的临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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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9,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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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多中心离散选择实验，调查了909例中国全身型重症肌无力（gMG）患者对治疗方案的偏好。结果显示，安全性是患者最看重的因素，尤其是骨髓抑制风险；其次为治疗频率和代谢性疾病风险。患者偏好口服、低频给药和快速起效的治疗，并愿意为更安全、更便捷的方案支付额外费用，但受收入和医保限制。亚组分析揭示了年龄、疾病严重程度和经济状况导致的偏好异质性。研究强调，临床决策和医保评估应系统纳入患者偏好，推动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治疗。

临床实践--患者偏好重塑全身型重症肌无力治疗决策：基于中国多中心离散选择实验的临床启示

原创赵重波&AI 神经科的那些事

近期《Frontier in Immunology》杂志刚上线的一个研究聚焦“中国全身型重症肌无力患者如何权衡不同治疗方案”，其价值并不在于比较某一种具体药物的疗效优劣，而在于用患者视角回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临床问题：当治疗选择不断增多，患者究竟最看重什么，愿意为哪些治疗特征承担额外费用，又在哪些方面存在不可忽视的异质性。随着补体抑制剂、FcRn拮抗剂、抗CD19单抗等新型靶向治疗进入gMG治疗格局，疗效、安全性、给药方式、给药频率和经济负担之间的取舍变得更复杂。对于一种需要长期管理、易影响生活质量和劳动能力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而言，仅以医生判断或单一临床终点决定治疗已难以满足真实世界需求，患者偏好正在成为个体化治疗和医保决策的重要证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多中心、横断面调查设计，于2025年3月至8月在中国开展，研究对象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住院及门诊gMG患者。纳入标准为18–70岁、确诊为gMG且MGFA分级为II–IV级，不限抗体状态；患者既往至少接受过血浆置换、胆碱酯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非甾体免疫抑制剂或靶向生物制剂中的一种治疗。研究最初有958例患者符合条件并签署知情同意，剔除5例问卷未完成者和44例未通过一致性检验者后，最终纳入909例进行分析。这一规模在中国gMG患者偏好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也为后续临床和政策转化提供了较坚实的数据基础。

研究方法上，作者采用离散选择实验（DCE）量化患者偏好，并进一步通过支付意愿（WTP）分析将偏好转换为货币价值。DCE的核心是让患者在多个假想治疗方案之间做选择，每个方案由一系列治疗属性及其水平构成，从而推断患者在不同治疗特征之间的权衡。本研究经文献回顾、指南参考、专家咨询和患者代表反馈，确定了8个关键属性：起效时间、给药途径、治疗频率、年自付费用，以及代谢性疾病风险、感染风险、骨髓抑制风险、肝肾功能损害风险。对应水平包括起效时间≤2周或>2周；给药途径为口服、皮下注射或静脉输注；治疗频率包括每日一次、每周一次、每两周一次、每6个月一次和每日2–3次；年自付费用设置为1万、3万、5万和10万元；各类不良反应风险均分为低、中、高。研究采用D-optimal设计从理论上9720种组合中生成24组选择任务，并分为3个问卷版本，以减轻患者负担。最终通过混合Logit模型估计各属性水平的偏好系数，并计算相应WTP。

纳入患者的平均年龄为48.9±13.27岁，女性占61.8%。超过半数患者具有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但就业状况并不理想，仅38.5%处于全职或兼职工作状态，提示gMG对劳动能力和社会功能可能存在长期影响。经济方面，过去3年家庭年收入低于2万元者占22.6%，2万至5万元者占24.0%，5万至10万元者占26.4%，也就是说73.0%的患者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元。虽然97.1%的患者拥有医疗保险，但商业医疗保险覆盖率仅15.2%，显示多数患者仍主要依赖基本医保和个人支付来承担长期治疗费用。

疾病特征方面，患者gMG病程中位数为30.1个月，MGFA II级占96.2%，III级占3.7%，IV级仅1例，提示样本以相对稳定或轻中度全身型患者为主。70.4%的患者抗体阳性，其中AChR抗体阳性占68.5%。MG-ADL平均评分为3.0±3.25，提示整体日常活动受损程度不高，但仍有相当比例患者合并其他慢性病，52.8%存在共病，高血压和糖尿病分别占24.2%和14.3%。治疗方面，溴吡斯的明使用率最高，为94.2%；泼尼松为79.0%；他克莫司为45.4%；免疫球蛋白为23.1%；吗替麦考酚酯为22.1%；艾加莫德为15.6%。给药方式上，99.7%的患者使用口服治疗，39.2%接受过静脉输注，而皮下注射仅0.2%，反映出新型皮下制剂在研究期间真实世界应用仍非常有限。费用方面，80.7%的患者年自付费用低于3万元，其中39.1%低于1万元，41.6%为1万至3万元。

尽管患者对当前治疗的总体满意度并不低，10分制平均满意度为8.7±1.86，59.1%表示对当前治疗满意，但不满意原因非常集中：不良反应或副作用占17.5%，疗效欠佳或症状改善不足占11.4%，费用高占8.1%。在最困扰患者的不良反应中，43.1%报告没有明显困扰，但代谢性疾病相关问题占20.9%，胃肠道反应占15.8%。这一结果为后续DCE发现提供了现实背景：患者可能接受现有治疗带来的疾病控制，却仍期待更安全、更方便、负担更低的新选择。

研究最突出的发现是，安全性是影响gMG患者治疗选择的核心因素。相较于高风险，患者始终偏好较低的不良反应风险，且风险越低，支付意愿越高。在所有风险属性中，降低骨髓抑制风险的权重最高。低骨髓抑制风险相较高风险的偏好系数为0.565，WTP为每年1.6万元；中等风险相较高风险的偏好系数为0.405，WTP为1.1万元。代谢性疾病低风险的偏好系数为0.477，WTP为1.3万元；感染低风险偏好系数为0.419，WTP为1.2万元；肝肾功能损害低风险偏好系数为0.463，WTP为1.3万元。相对重要性分析显示，骨髓抑制风险占19.2%，治疗频率占16.7%，代谢性疾病风险占16.7%，构成患者治疗选择的前三位驱动因素。

给药便利性同样是患者高度重视的维度。与每日2–3次相比，每6个月一次给药最受欢迎，偏好系数为0.396，WTP为1.1万元；每日一次的偏好系数为0.284，WTP为8000元；每周一次偏好系数为0.109，WTP为3000元；每两周一次并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这个结果颇具启发性：患者并非简单地认为“越少给药越好”，而是会综合考虑给药场景、是否需要到院、是否便于记忆以及对疾病控制稳定性的心理预期。对于中国患者而言，每两周一次如果意味着频繁到院输注，实际负担可能并不低，因此其便利性优势会被交通、候诊和输注时间抵消。

在给药途径方面，口服最受偏好。相较于静脉输注，口服治疗偏好系数为0.241，WTP为7000元；皮下注射偏好系数为0.108，WTP为3000元。考虑到gMG是一种长期甚至终身管理疾病，给药途径对依从性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十分直接。口服治疗减少了到院输注需求，皮下注射则可能在新型药物普及后成为患者愿意接受的重要替代方式。研究中仅2例患者实际使用过皮下注射治疗，但患者偏好已显示其潜在价值，这提示临床不应仅以既往使用经验判断患者接受度。

起效速度也显著影响治疗选择。相较于起效时间超过2周，患者偏好≤2周起效，偏好系数为0.157，WTP为4000元。虽然这一属性的重要性低于安全性和给药频率，但对于症状波动明显、急需改善疲劳、吞咽、呼吸或肢体无力的患者而言，快速起效仍具有明确临床意义。尤其在新型靶向治疗逐步应用的背景下，起效速度可能成为治疗升级、桥接治疗或短期症状控制策略中的重要参考。

费用是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限制因素。年自付费用增加对患者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费用系数为-0.363。以年自付1万元、起效>2周、静脉给药、每日2–3次、高不良反应风险作为参照情境，当年自付费用升至5万元和10万元时，选择概率分别下降0.392和0.418。相反，若安全性由高风险降至低风险，选择概率可明显提升：骨髓抑制低风险提升0.550，代谢性疾病低风险提升0.528，感染低风险提升0.514，肝肾功能损害低风险提升0.525。在最理想情境下，即≤2周起效、口服、每6个月一次、所有不良反应均为低风险且年自付1万元，预测选择概率较基线提高0.913。这个结果清楚说明，患者愿意为更安全、更便捷的治疗支付额外费用，但这种意愿受到收入和医保支付能力的强约束。

亚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患者偏好的异质性。年轻患者（18–50岁）较年长患者更重视每周一次给药、皮下注射以及低肝肾功能损害风险，可能与工作、社交、长期健康预期和生活质量诉求有关。年长患者则更关注每日一次或每6个月一次给药，并对骨髓抑制和代谢性疾病风险表现出更强规避，符合其共病负担较高、对感染或出血等并发症耐受性较低的临床特点。MGFA II级患者较III级患者更偏好口服、每周一次给药以及低感染和低骨髓抑制风险；MGFA III级患者则更偏好每日一次给药，可能反映出较重症状患者更需要稳定、可控的治疗节律。按MG-ADL分组后，高疾病负担患者对低风险和中等风险的偏好差距较小，提示这类患者可能更重视“风险有所下降”，而不是执着于最低风险。高收入患者则更偏好低不良反应风险、低频给药和皮下注射，且对费用不如低中收入患者敏感。

总体来看，这项研究将gMG治疗选择从“医生认为哪种方案合适”进一步推进到“患者愿意如何在获益、风险、便利性和费用之间权衡”。在传统治疗时代，许多患者可能因缺乏替代方案而接受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相关不良反应；而在新型靶向治疗时代，患者对安全性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会更充分地显现。研究中患者满意度较高与其高支付意愿并不矛盾：前者反映的是现有治疗在疾病控制上的可接受性，后者则反映了患者对更安全、更便捷治疗的真实期待。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样本主要来自两家大型三级医院，且采用便利抽样，可能高估了规律就诊、治疗依从性较好患者的比例。MGFA II级占比超过九成，使研究对重症gMG患者偏好的刻画不足。研究年龄限制在18–70岁，也未能充分反映70岁以上老年患者的需求。此外，DCE基于假想情境，虽然能较好揭示偏好结构，但真实世界决策仍会受到药物可及性、医保政策、医生建议和家庭支付能力等多重因素影响。

尽管如此，该研究仍为中国gMG患者管理提供了重要方向：未来治疗决策不应只关注症状改善，还应系统纳入患者对不良反应、给药便利性和经济负担的权衡。对于临床医生而言，在制定方案时应主动询问患者最担心的风险、可接受的给药方式和费用范围；对于医保和卫生政策制定者而言，评价新药价值时也应将安全性、便利性和长期依从性纳入考量，而不仅仅比较药品单价或短期疗效指标。

核心知识点

安全性是中国gMG患者治疗选择的首要驱动因素，尤其应重视骨髓抑制、代谢异常、感染和肝肾功能损害风险。

治疗便利性直接影响患者偏好和潜在依从性，口服、低频给药和可居家完成的治疗方式更受患者欢迎。

患者愿意为更安全、更便捷的方案支付额外费用，但实际可及性高度受家庭收入和医保支付水平限制。

不同患者群体偏好不同，年轻患者更关注工作生活便利和长期肝肾安全，年长患者更关注骨髓抑制和代谢风险，临床应避免“一刀切”决策。

现有治疗满意并不等于未满足需求不存在，较高满意度背后仍可能隐藏对减少副作用、改善生活质量和降低就医负担的强烈期待。

患者偏好证据应融入共享决策和医保评估，有助于提高治疗依从性、优化资源配置，并推动gMG管理向真正以患者为中心转变。

参考文献

Patient preferences and willingness-to-pay for therapy in generalized myasthenia gravis: a large-scale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in China. Front Immu. 2026. May,DOI 10.3389/fimmu.2026.1795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