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撷英丨靶向生物制剂在重症肌无力危象后患者肌力恢复与糖皮质激素减量中的作用——一项倾向评分匹配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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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7,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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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为一项倾向评分匹配队列研究，旨在比较靶向生物制剂与标准治疗方案在重症肌无力危象后患者中的疗效。研究纳入168例危象患者，经1:1匹配后每组56例。结果显示，生物制剂组在出院后6个月时MGFA-QMG评分更低，糖皮质激素剂量、累积暴露量及免疫抑制剂使用比例均显著降低，但MG-ADL评分及患者报告结局无显著差异。研究提示生物制剂在危象后阶段的主要价值在于减少激素负担，同时维持疾病控制。

靶向生物制剂在重症肌无力危象后患者肌力恢复与糖皮质激素减量中的作用——一项倾向评分匹配队列研究

💡

重症肌无力危象后患者常存在持续肌无力及激素依赖，生物制剂可能带来额外获益。本研究通过倾向评分匹配队列，比较生物制剂与标准治疗在危象后6个月内的疗效，发现生物制剂可改善客观肌力并减少激素负担。

研究背景

重症肌无力危象是指重症肌无力患者因呼吸肌和（或）延髓肌严重受累而出现呼吸衰竭，通常需要无创或有创呼吸支持。危象期的标准治疗主要包括气道保护、机械通气、血浆置换（PE）或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并联合糖皮质激素及其他免疫治疗。

随着危象救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患者能够顺利脱离呼吸机并出院。然而，危象解除并不意味着重症肌无力已完全恢复。既往研究显示：部分患者在危象后数月甚至更长时间内，仍存在眼肌、延髓肌或肢体无力，日常生活能力也未完全恢复。同时，较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及联合免疫抑制治疗所带来的感染、代谢异常、骨质疏松等风险，也构成了危象后长期管理中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生物制剂逐渐应用于全身型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包括新生儿Fc受体（FcRn）拮抗剂、终末补体抑制剂以及CD20单抗等。随机对照研究已证实这些药物能够改善全身型重症肌无力患者的MGFA-QMG和（或）MG-ADL评分；个案报道和小样本研究也提示，部分生物制剂在重症肌无力危象或危象前状态中可能较快起效，有助于症状改善或呼吸机撤离。与此同时，标准治疗方案在重症肌无力管理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但生物制剂与标准治疗方案在危象后期功能恢复和激素减量方面的影响比较仍然缺乏，能否在优化标准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带来足够的增量获益，目前仍不明确。

研究方法

本研究于2018年11月至2025年11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西院及总院的5个神经重症监护病房或神经相关综合ICU开展。

研究纳入MGFA Ⅴ级的重症肌无力危象患者。危象定义为患者因呼吸衰竭需要呼吸支持，并符合相应动脉血气标准。研究将患者出院至出院后6个月定义为“危象后阶段”，根据这一阶段所采用的治疗策略，将患者分为：

生物制剂组（BIO）：住院期间和（或）出院后6个月内接受依库珠单抗、艾加莫德或利妥昔单抗治疗；

标准治疗方案组（SOC）：接受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和溴吡斯的明等口服药物，但不使用生物制剂。

研究共筛选203例重症肌无力危象患者，其中6例住院期间死亡，197例患者顺利出院。排除失访及生物制剂暴露不足的患者后，共有168例进入完整队列分析，包括BIO组67例和SOC组101例。

为尽量减少两组基线差异，研究采用1∶1倾向评分匹配，匹配变量包括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病程、抗体类型、胸腺瘤、胸腺手术史、合并症以及基线MGFA-QMG和MG-ADL评分。匹配后，两组各纳入56例患者。BIO组中，39例接受FcRn拮抗剂治疗，13例接受补体抑制剂治疗，4例MuSK抗体阳性患者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

*图1 研究流程图。BIO：生物制剂组；SOC：标准治疗方案组；MC：重症肌无力危象。*

研究主要结局为出院后6个月的MGFA-QMG评分。次要结局包括MG-ADL评分、糖皮质激素剂量、0～6个月累积激素暴露量、免疫抑制剂使用比例、最小症状表达（MSE）、患者可接受症状状态（PASS）以及疾病状态变化。

研究结果

两组患者基线总体均衡

倾向评分匹配后，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体重指数、起病年龄、病程、抗体类型、胸腺瘤、胸腺切除史、合并症以及危象前免疫抑制剂使用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两组患者出院时的MGFA-QMG评分分别为14.34±6.32分和14.52±6.89分，MG-ADL评分分别为9.63±5.01分和9.41±4.82分，表明匹配后两组患者的基线疾病严重程度总体相近。两组在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及出院状态方面也未见显著差异。

BIO组6个月时客观肌力评分更低

随访期间，两组患者的MGFA-QMG和MG-ADL评分均呈下降趋势，说明无论采用生物制剂治疗还是标准治疗方案，大多数患者在危象后6个月内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临床改善。出院后6个月，BIO组MGFA-QMG评分为4.51±4.03分，低于SOC组的6.28±4.72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38）；但两组MG-ADL评分无显著差异，分别为2.02±2.84分和2.06±2.78分（P=0.759）。

BIO组糖皮质激素负担明显降低

与症状评分相比，BIO组在减少糖皮质激素治疗负担方面表现出更加稳定的优势。出院后6个月，BIO组泼尼松等效剂量为14.74±10.24 mg/天，SOC组为21.96±12.87 mg/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4）。

进一步计算出院后0～6个月的累积激素暴露量，BIO组为158.13±64.71 mg/天·月，SOC组为209.24±96.81 mg/天·月（P=0.001）。此外，6个月时仍在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比例，在BIO组为47.3%，SOC组为67.9%（P=0.028）。

随访期间，两组的糖皮质激素剂量均逐渐下降；免疫抑制剂使用比例在两组中均有上升，但在6个月时BIO组低于SOC组。

*图2 倾向评分匹配后，两组患者不同随访时间点的MGFA-QMG评分、MG-ADL评分、糖皮质激素剂量及免疫抑制剂使用比例变化。红色代表BIO组，蓝色代表SOC组。*

两组MSE、PASS及疾病状态变化均无显著差异

研究进一步采用最小症状表达和患者可接受症状状态，对患者6个月时的疾病状态进行评价。在具有完整MG-ADL数据的患者中，BIO组达到MSE的比例为56.86%，SOC组为60.38%，两组无显著差异。两组各有约五分之一的患者在6个月时MG-ADL评分仍不低于4分，提示部分患者在危象后半年仍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功能受限。

6个月时，BIO组与SOC组的MGFA-QMG PASS达标率分别为80.39%和71.70%，MG-ADL PASS达标率分别为64.71%和62.26%，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按评分变化分类，两组均以改善为主：MGFA-QMG改善比例分别为86.3%和79.2%（P=0.607），MG-ADL改善比例分别为90.2%和90.56%（P=0.717）；两组稳定及恶化患者的比例同样相近（图3）。

*图3 倾向评分匹配后，两组患者6个月时达到PASS以及病情改善、稳定和恶化的比例。*

讨论

1. 生物制剂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改善肌力和减量激素

BIO组在医生评估的客观肌力方面表现出一定优势，但这一差异并未同步反映在患者报告的日常生活能力上。原因可能是MGFA-QMG主要通过标准化查体评价眼肌、延髓肌、呼吸肌和肢体肌力，而MG-ADL更多反映患者对日常功能的主观感受。危象后患者的生活能力还可能受到长期卧床、肌肉去适应、睡眠障碍、情绪状态以及重症监护后综合征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客观肌力改善与患者感受到的功能恢复并不一定完全一致。

糖皮质激素不良反应与累积剂量密切相关。对于经历过机械通气、严重感染或长期住院的危象患者，持续较高的激素暴露可能进一步增加感染、糖代谢异常、骨质疏松以及激素相关肌病的风险。因此，危象后生物制剂的临床价值可能不仅在于改善肌力，还在于维持病情稳定的同时，为糖皮质激素减量创造条件，并减少对口服免疫抑制剂的依赖。

2. 危象后的治疗目标不能局限于脱机和出院

本研究中，两组均有约40%的患者在6个月时未达到MSE，约五分之一患者仍存在较为明显的日常功能受限。这提示危象后管理不应仅关注急性期病情稳定，还应关注持续的症状负担、长期功能恢复和生活质量，并从单纯的“急性期救治”进一步延伸到功能恢复和长期治疗优化。

3. 研究结果仍需结合治疗背景和风险–获益谨慎解读

需要注意的是，两组患者的入组时期并不完全相同。SOC组多来自生物制剂尚未常规应用的较早阶段，而BIO组主要来自相关药物进入临床应用后的较晚阶段。因此，SOC组出院时较高的糖皮质激素剂量，可能部分反映不同时期的治疗实践，而不完全代表疾病严重程度的差异，相关结果应结合随访期间的激素减量趋势谨慎解读。此外，虽然生物制剂可能减少糖皮质激素暴露及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但其本身也存在潜在风险，需要静脉或皮下给药，且在危象后患者中的长期安全性资料仍然有限。因此，生物制剂的潜在获益仍需结合整体风险–获益特征进行评价。

结语

本研究显示，在重症肌无力危象后6个月，BIO组具有更低的MGFA-QMG评分，同时糖皮质激素剂量、累积激素暴露量和免疫抑制剂使用比例也更低；但两组MG-ADL及其他患者功能结局无显著差异，且两组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残余症状负担。

这些结果提示，生物制剂在危象后阶段的潜在价值，可能主要在于维持疾病控制的同时减少后续治疗负担。未来仍需更大样本、长期随访的前瞻性研究进一步明确其适用人群、长期安全性和成本效益。

参考文献

Wang Y, Jin L, Huan X, et al. Targeted biologics in muscle strength restoration and corticosteroid sparing for patients post-myasthenic crisis. BMC Neurology. 2026. DOI: 10.1186/s12883-026-05271-z.

撰稿：王苑，金磊，还逍

审核：罗苏珊，赵重波